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围绕这部作品的创作，记者采访了格非先生。

记者：从早期架空历史的先锋文学创作，到后来创作出具有厚重历史感的《江南三部曲》，您的写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格非：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不能不说是年龄方面的增长，导致人的思想产生的自然变化。三十岁以前和三十岁以后，有家庭以前和有家庭以后，乃至每过一个十年，人所思考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孔子所言“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这也跟时代的变革有莫大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的文学氛围催生了一批先锋小说的诞生，我的作品像前期的《褐色鸟群》《迷舟》等也在这个潮流中应运而生。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阅读和写作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后来席卷全国的商业化浪潮，几乎整个中国的文学创作都在这种变化中转向。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促使作家开始不断地反思自己，反思社会，写作风格和立意上的调整几乎是必然的现象。

记者：你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构思《江南三部曲》，而最终定稿要等到2011年。这么长的时间跨度，您在写作中有没有出现目的、心态上的变化？

格非：这个肯定是有的。一个作家在动笔之前，他拥有所有的自由的可能性，然而一旦动笔，这种自由就开始衰减，而限制渐增。越往下写，文字和内容越来越清晰，所受到的限制反而越大。这自然会造成一开始的很多想法没有办法完全付诸笔端，此其一。

时间跨度大还会遭遇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在持续快速地变化，人也在变。一开始感兴趣的话题，随着时过境迁，很可能就会失去兴趣和意义。新的东西不断涌现，然而要把它们放到正在创作的作品中去却并不简单。这应该说是在创作过程中最困扰我的问题，此其二。

总的来说，最大的困难，还是在新与旧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记者：你怎么评价《江南三部曲》？

格非：其实，我很少对自己的作品下论断。因为每一部作品都是自己倾尽全力创作的结果，都是人生经验的积累，于我而言它们都是新的，所以每一部作品的出世对我来说都意义非凡。

如果说《江南三部曲》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那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恰好是它的创作时间跨度之长、篇幅之巨，几乎占满了我的这段生命。一二十年的时间里，除了研究教学，自己几乎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江南三部曲》的创作中去，除此之外，可以说“一无所成”。

记者：你能否简要表述一下，三部曲中的每一部作品对社会关注的方面有哪些不同？

格非：第一部《人面桃花》比较关注中国传统社会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初我离开老家的时候，所生活的乡村似乎还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宁静。然而等到学成归来，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很想去探究，一个小山村的寂静是如何渐渐被打破的。我选取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小山村“花家舍”，通过它的演变来灌注自己对中国乡村近现代转变的思考。第二部《山河入梦》发生的年代是20世纪50年代大变革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中国发生了一种巨大的变化，“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那个年代让我特别关注的东西。第三部《春尽江南》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激进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主流，我更关注大的时代浪潮下每一个具体个人所有的具体情感。

记者：相对于前两部，第三部《春尽江南》更贴近当代人的生活，但也似乎变得更加“杂糅”。

格非：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失去了关起门来发展的可能性。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更加主动地融入世界主流秩序中，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自身面临的问题。中国当代社会的复杂和整个世界的日益复杂莫不相关，也只有放在全世界近现代化的背景下来考虑，这种“杂糅”才容易被理解。我在写作过程中也一直在探索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和历史观，使之可以涵盖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但这显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报记者 鲁博林）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