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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精神》

    发布时间:2020年08月17日作者:七方书院浏览次数:

    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没有中断,一定有其内在动力和内在精神,张岱年先生明确将这一文化精神所指指向“刚健有为,厚德载物”,这种中华精神蕴含了一种文化力量。《中国文化精神》即是对张岱年先生这种精神力量的内在理解和一贯见解的表述。         

             
    思辨审慎——文化精神的理性认知
    对待文化剖析,张岱年先生始终持辩证分析的方法态度,唯有用对比法、辩证法才能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理性认知,才能既有鉴于文化之整,又有鉴于文化之分,新的文化是可以对它进行分析择取的,是可以进行吸取的,有整有分;才有鉴于文化之长和文化之变,文化有它的发展性、继续性,变即文化发展的继续性,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才能既有鉴于文化之同,也有鉴于文化之异,“同”即文化的普遍性,世界文化存在相同之处,“异”则暗含着文化有其民族性。如果当今的民众能够对以上的理念深刻理解,那么在认知中国文化精神的方向上就不会有所偏颇。
    积习治病——民族本性的再发现
    近代文学从五四以后到30年代有一个基调,即对国民性的批判。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批判被重新提及。作为一种文化反思,这种批判的主导意义仍是积极的,因为民族要前进,民众需要反思缺点。因此,我们说对国民性的批判、反思有其迫切性,但是张岱年先生认为这一基调从概念上来讲不科学,他提出“积习治病”,当下所谓的国民性其实不是国民性,只是国民积习,是习惯,不是本性,中华民族的本性,有可能会迷失,但仍然可以自觉的认知。所谓国民性,是可以改变的,民族本性则不同,只要民族文化还在,民族性永远不能改变。无疑,这一观点是反潮流的。所谓的文化热、国学热现象,比较流行的仅仅集中在较为肤浅的国民性批判。诚然,必须承认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一认识有一种点醒作用。但是提出之后并没有被民众所深刻反思,很多人尚且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文化精神》在今天这种文化背景下,将这个问题重新讲出来,虽然今天坚决或者全面反对中国文化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从理论上回溯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
    综合创新——中国文化精神的走向

    凡事有破必有立,所以张岱年先生在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得失进行反思性论述之后,提出其走向应该是综合创新。所谓综合创新,就是要综合中西文化之优长,创造出一种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新的文化。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观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他其实是运用对比法、辩证法针对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进行思辨性论述。因为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倾向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辩证法。针对这种文化观,张岱年先生讲了文化系统和文化的元素、要素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讲可离与不可离,相容与不相容。有些人说为什么要全盘西化,因为只学习西方其中一点是学不来的,要全盘都划过来才可以学到,还有为什么要全盘反传统,我们中国文化有一点不好的,光把这个择出去不行,因为它都是紧密系统里不可离的。但张岱年先生认为并非如此,首先是可离与不可离,文化的要素有些是不可离的,有些是可离的,一个文化要素跟它的文化体系的关系是复杂的,有些是可以离开的,可以结合到另一个系统,这是张岱年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其次是相容与不相容,一个文化领域是复杂的,不见得全都顺着一个方向,有些东西是看似相反,其实是相承的、相容的,看起来不相容,实际上文化整体上还是相容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法家之间看起来非常对立,但是在中国文化体系的历史发展中,仍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其相容性。总之,张岱年先生认为学习西方不见得要全盘西化,西方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拿过来结合在我们文化里面,不需要整体地把西方文化全部移植过来。        

    关于文化结构和文化要素之间还有一个讲法,中国文化不能全盘否决,因此就要从结构方面入手,把旧的结构消减,而不是抛弃所有元素。所以张岱年先生既注意结构,又注意要素和系统的关系、要素和要素的关系,这一讨论在本书中十分深入。在这一意义上,张岱年先生在文化理论上的研究,在一些概念上、方法上的分析是比较细微深刻的,在今天重新拿出来探讨很有意义。      

    有关张岱年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精神》这本书中窥探一二。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张岱年先生阐述的根基,他将中和作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态度,以中庸的思维方式将民族精神高度概括为厚德载物,引领民众本着实事求是、辩证分析的方法逐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所以张岱年先生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值得大家去重视、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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