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没有中断，一定有其内在动力和内在精神，张岱年先生明确将这一文化精神所指指向“刚健有为，厚德载物”，这种中华精神蕴含了一种文化力量。《中国文化精神》即是对张岱年先生这种精神力量的内在理解和一贯见解的表述。         

         
思辨审慎——文化精神的理性认知
对待文化剖析，张岱年先生始终持辩证分析的方法态度，唯有用对比法、辩证法才能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理性认知，才能既有鉴于文化之整，又有鉴于文化之分，新的文化是可以对它进行分析择取的，是可以进行吸取的，有整有分；才有鉴于文化之长和文化之变，文化有它的发展性、继续性，变即文化发展的继续性，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才能既有鉴于文化之同，也有鉴于文化之异，“同”即文化的普遍性，世界文化存在相同之处，“异”则暗含着文化有其民族性。如果当今的民众能够对以上的理念深刻理解，那么在认知中国文化精神的方向上就不会有所偏颇。
积习治病——民族本性的再发现
近代文学从五四以后到30年代有一个基调，即对国民性的批判。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批判被重新提及。作为一种文化反思，这种批判的主导意义仍是积极的，因为民族要前进，民众需要反思缺点。因此，我们说对国民性的批判、反思有其迫切性，但是张岱年先生认为这一基调从概念上来讲不科学，他提出“积习治病”，当下所谓的国民性其实不是国民性，只是国民积习，是习惯，不是本性，中华民族的本性，有可能会迷失，但仍然可以自觉的认知。所谓国民性，是可以改变的，民族本性则不同，只要民族文化还在，民族性永远不能改变。无疑，这一观点是反潮流的。所谓的文化热、国学热现象，比较流行的仅仅集中在较为肤浅的国民性批判。诚然，必须承认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一认识有一种点醒作用。但是提出之后并没有被民众所深刻反思，很多人尚且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文化精神》在今天这种文化背景下，将这个问题重新讲出来，虽然今天坚决或者全面反对中国文化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从理论上回溯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
综合创新——中国文化精神的走向

凡事有破必有立，所以张岱年先生在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得失进行反思性论述之后，提出其走向应该是综合创新。所谓综合创新，就是要综合中西文化之优长，创造出一种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新的文化。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观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他其实是运用对比法、辩证法针对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进行思辨性论述。因为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倾向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辩证法。针对这种文化观，张岱年先生讲了文化系统和文化的元素、要素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讲可离与不可离，相容与不相容。有些人说为什么要全盘西化，因为只学习西方其中一点是学不来的，要全盘都划过来才可以学到，还有为什么要全盘反传统，我们中国文化有一点不好的，光把这个择出去不行，因为它都是紧密系统里不可离的。但张岱年先生认为并非如此，首先是可离与不可离，文化的要素有些是不可离的，有些是可离的，一个文化要素跟它的文化体系的关系是复杂的，有些是可以离开的，可以结合到另一个系统，这是张岱年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其次是相容与不相容，一个文化领域是复杂的，不见得全都顺着一个方向，有些东西是看似相反，其实是相承的、相容的，看起来不相容，实际上文化整体上还是相容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法家之间看起来非常对立，但是在中国文化体系的历史发展中，仍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其相容性。总之，张岱年先生认为学习西方不见得要全盘西化，西方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拿过来结合在我们文化里面，不需要整体地把西方文化全部移植过来。        

关于文化结构和文化要素之间还有一个讲法，中国文化不能全盘否决，因此就要从结构方面入手，把旧的结构消减，而不是抛弃所有元素。所以张岱年先生既注意结构，又注意要素和系统的关系、要素和要素的关系，这一讨论在本书中十分深入。在这一意义上，张岱年先生在文化理论上的研究，在一些概念上、方法上的分析是比较细微深刻的，在今天重新拿出来探讨很有意义。      

有关张岱年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精神》这本书中窥探一二。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张岱年先生阐述的根基，他将中和作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态度，以中庸的思维方式将民族精神高度概括为厚德载物，引领民众本着实事求是、辩证分析的方法逐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所以张岱年先生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值得大家去重视、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