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诗可称为好诗？当代诗歌从古老的诗歌传统中可以汲取什么养分？手机阅读是否会赋予诗歌更持久的生命力？《诗歌月刊》一直致力于推动当代新诗的发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该杂志现任主编王明韵。
《诗歌月刊》的前身是《诗歌报》。《诗歌报》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初，首任主编严阵，后由蒋维扬、乔延凤先后担任主编，其“大诗歌”的概念，“先锋性、青年性、探索性”的办刊宗旨，赢得了众多诗人的喜爱。1985年9月21日至1987年3月6日，《诗歌报》4次推出“崛起的诗群”，介绍了一大批青年诗人。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中国诗坛1986年诗群体大观”，在诗坛产生了极大影响。
问：作为主编，你认为《诗歌月刊》的办刊精神是什么？希望她在当代新诗发展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答：一方面，坚持多元、包容、探索、自由的办刊精神，不管什么样的风格流派，惟好诗是举；另一方面，坚持开放办刊，刊物的编辑，除我在编外，其余都是从社会上聘用的有影响力的诗人做兼职编辑，以求视野开阔，能够多层次、全方位、最大限度地及时发现好诗和优秀诗人，把优秀的诗歌呈现给读者和社会。
多年来，《诗歌月刊》坚持和坚守的是向真向善向美的审美价值和诗歌趣味，并以此与假恶丑相对立；我们倡导做有情怀、有担当、有使命的诗人，既要仰望星空，又要关注脚下的土地；我们呼唤有血泪、有歌哭言笑，有筋骨、有温度，能温暖世道人心的诗歌。
《诗歌月刊》作为中国诗人的精神高地，一直致力于引领和推动现代诗歌的进程与发展。一是鼓励探索、创新，不断发现和培养诗歌新人。二是开辟“隧道”专栏，为老一辈诗人如牛汉、李瑛、郑敏等做专题访谈，累积珍贵的诗歌史料，为中国诗歌做好保护性抢救性工作。三是以刊物为平台，经常开展中外诗歌交流活动，让不同风格流派在互动、碰撞中迸发岀奇思妙想和灵感火花。
问：中国自古就有“美教化”“厚人伦”的“诗教”传统，新诗发展近百年来，它对中国社会及其发展影响及价值何在？
答：诗歌一直对世道人心有着潜移默化的教化，用诗人的话说，它可以让石头柔软、流泪，它无坚不摧，又刚柔相济。因此，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教化，是一直存在且影响巨大的，它的价值就在于告诉我们，诗人仅仅写诗是不够的，还要有使命和担当；在面对自然、历史、社会、人生时，既要眼里有泪水，又要脸上有阳光，心中有敬畏。
问：对于新诗创作你怎么看？当前的新诗创作是否还缺乏脍炙人口的诗篇？
答：我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持乐观态度，新诗发展还不到一百年，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曲曲折折，美丽且混乱，繁荣又喧嚣，既有自我的革新革命，又有对外来诗歌的吸纳与消化，总体而言，是一种积极前行的态势。所谓“冷落”，可能与上世纪80年代的过热有关，其实是诗歌回归常态后人们的一种心理落差。新诗发展中存在许多问题，如轻敲键盘的随意性，哗众取宠的艺术行为，自以为是的过度自恋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更需要诗人的自律和努力，早在10多年前，我就曾提岀过“有难度写作”，我想告诉一切有志于诗歌的朋友，写诗、把诗写好，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问：在你看来，什么样的诗可称好诗？如何去平衡知识分子和大众对“好诗”的不同口味？
答：一首诗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时候看似是突发奇想，其实这与日常的积累、积淀有关，诗可以兴，可以怨，可以歌哭言笑，在心为志，发言为声，悲天悯人，直抵内心，都是诗的品质。好诗，没有标准答案，但当你读到，一定会眼睛为之一亮，心灵为之悸动，它也许只有一句、几个字，就像萤火虫的光芒，来自生命与生活深处的光芒，能够给予读者畅想和力量。关于不同口味的平衡，似乎很难。诗人不能刻意为迎合某个群体的口味而写作，同时，不同的群体，他们有时候也许会同时喜欢同一种类型或同一首诗。因此，诗人的使命是，把诗写好，好诗共赏之，李白、杜甫如此，诺贝尔获奖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也是如此。
问：近些年，“草根诗人”频频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他们有否可能继“朦胧诗人”“先锋诗人”之后，以群像的姿态出现在诗歌史上？
答：我认为，诗歌并没有远离生活的中心，而是无时无刻都置身其中，它所展示的有时是生活的大场景，在汶川大地震等重大事件中，诗人没有缺席，一些诗人第一时间去做了志愿者，更多的诗人以泪为墨，抒发着悲伤与大爱；有时抒发的是一己的、个人的小场景，但作为生命的个体，这种“小场景”又往往能以小见大，一滴水见大海；我不太赞成诗人被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诗歌面前人人平等。至于热议或关注，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回到诗歌本身，有时人为的或刻意的热捧、热议，反而会伤害到诗歌和诗人。
如果真有所谓“草根诗人”的话，郑小琼应该是这个群体的代表诗人，她作品的数量与质量，都足够了。但是，这个“群体”并没有像“朦胧诗人”“先锋诗人”那样以“群像”的形式出现。我想说的是，作为个体，她们已经很优秀，作为群体，尤其是“群像”，还难以支撑。至于对诗歌史和中国新诗的发展，“草根诗人”说，与众多名头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
问：去年以来，随着诗歌公众号的兴起，有人认为手机阅读成为当代诗歌发展的新契机，您如何看待新媒体对诗歌的影响？手机阅读是否有持久的生命力？
答：公众号、手机阅读、新媒体，这些关键词，让诗歌创作更具活力和新鲜感，我们必须感谢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我们的刊物、我自己的诗歌、诗论，也通过微信、微博得以迅速展示和传播，诗人朋友的作品也是，这是一个广阔的共享共赢的平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使之为我所用；毫无疑问，它的生命力是巨大的、持久的，诗人，作为敏感、敏锐的文学创作群体，一定要在坚持潜心创作的同时，与时俱进，让自己飞得更高更远。
问：诗坛对于民办诗歌刊物和网络诗歌有种种看法，它们是否对诗歌官办刊物及纸质诗刊造成冲击？又会带来哪些启示？
答：民办诗歌刊物和网络诗歌的兴起，是社会发展和诗歌进步的必然产物，我主编《诗歌月刊》以来，每年的4月份都会编辑一期“民间社团诗歌专号”，每两期推出一次“网络诗歌”专栏，所选作品几乎涵盖了国内所有有影响力的民办诗歌刊物和诗歌网站，这是所谓“官办”与“民办”、纸质媒体与网络的互相融合，它们是互补关系，而不是彼此消解与对立。当然，它们对纸质诗刊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恰恰是一种机遇。诗歌刊物必须下大力气避免民办刊物的“小圈子”和网络诗歌的鱼龙混杂现象，不断提高选稿用稿质量，以质取胜，让其具有闪光点和聚焦点。
问：评论与创作密不可分，诗歌评论的现状如何？
答：我对当下诗歌评论并不十分看好，一味逢迎、说好话的媚俗作品太多，一些作品研讨会上，几乎听不到不同的、批评的声音，这种状况令人担忧。真正的文艺批评，应当心直口快，掷地有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以文本为依托，以理服人，以据示人。优秀的诗人、诗歌，总是有自身的诗歌理论做支撑，而作为“旁观者”的评论家的介入，则更能发现被诗人自身忽略的问题，这对诗人、诗歌的成长不可或缺。《诗歌月刊》一直以培养青年诗人为己任，80后、90后、00后诗人期期有推出，并约请评论家针对他们诗歌创作中的利弊撰写评论文章，为青年诗人和评论家的成长创造宽松、健康的环境。
如同我对当下的诗歌现状充满信心一样，我对中国未来的诗歌充满期待。我想，只要我们根植沃土，根植人民，心怀敬畏，善于发现，深刻体悟，就一定能创作岀与时代、与人民共鸣共振的诗歌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