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这一句诗，徐志摩曾经用来形容娇羞如“水莲花”的女性之美。而身为诺奖得主的小说家莫言，则不吝把它放在同侪兼朋友的勒·克莱齐奥的身上。

2014年的冬天，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从济南坐车去山东高密参观莫言旧居，同时也看望了莫言的老父亲。在通过莫言家低矮的房门时，弯腰低头的勒·克莱齐奥被一名摄影师拍了下来，并命名为“法国人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后来知晓此事的莫言置之一笑，又把题目改为“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如此微妙而又灵动的文字之交，大概也只能发生在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两人之间。2008年，勒·克莱齐奥摘得诺奖；四年之后，莫言折桂。算起来，勒·克莱齐奥还称得上是莫言的“前辈”。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大约也始自这一举世瞩目的桂冠。

得闻高山流水处，正是金声玉振时。2015年10月19日，勒·克莱齐奥应“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之邀，赴北京发表“相遇中国文学”的主题演讲。一人演讲，另一人主持，两位大师以文学为媒，将彼此的君子之交与文学创见融入酣畅的谈笑之间。

以文会友：

诺奖得主的中国情结

说起莫言，大江南北无人不知。然而，勒·克莱齐奥的名字于国人却仍显陌生。很少人知道，勒·克莱齐奥与中国文化界一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今还身兼南京大学教授职位的他，对中国的情结可追溯到数十年前。

1967年，当勒·克莱齐奥还在服兵役之时，法国就赶在美国之前向新中国敞开了外交之门。那时，27岁的勒·克莱齐奥参加戴高乐将军发起的名士合作项目，有机会以教师的身份来中国教法语。

“虽然那个时候我对中国了解得非常少，但是中国一开始就成为我选定的目的地。”回忆当年，勒·克莱齐奥用诗性的语言描述了出发前的情形，“那一年尼斯的夏天特别热，傍晚天空上一片橙色，我觉得这一定是中国天空的颜色。”

然而可惜的是，勒·克莱齐奥的中国之行最终未能如愿，他被派往了泰国。作为中国的邻邦，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也在泰国求学。他由此结交了一位中国学生，并打开了通往中国文化的“曲径”。在曼谷，他接触到传统京剧折子戏和现代京剧《白毛女》，也习得了汉字的基础。“这成为我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条途径，虽不完美但却让我着迷。”勒·克莱齐奥说。

“我跟勒·克莱齐奥先生是老朋友了。”谈起勒·克莱齐奥，莫言如是说。这时他就坐在离勒·克莱齐奥不远的地方，气定神闲，如同一位款待贵宾的大家之主。

2014年8月，莫言同勒·克莱齐奥在西安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我们在大唐西市一个据说是丝绸之路起点的地方会面。我捧着一个青瓷，勒·克莱齐奥先生捧着一个别的东西，从不同方向走到这个起点握手。”莫言回忆道。几个月之后，两人在山东大学再次聚首，便已渐渐熟络起来。

“我从勒·克莱齐奥先生小说的细节，想到了我的童年。”莫言说，“在文学的创作当中，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奇遇。”从“一带一路”到中国文化，从文学的邂逅到现实的对谈，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如今已是第三次在公开场合展开交流与碰撞。

说文解字：

文学世界的喜乐忧伤

勒·克莱齐奥的中国文学之旅始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他正在世界另一端的墨西哥，最早接触的书籍是先秦经典《孔子》、《孟子》和《道德经》。紧接着，他又阅读了法译本的《红梦楼》和《水浒传》，并从内心生发起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

“无论怎样，阅读都比坐飞机、坐火车更能助我探索中国思想。”然而让他遗憾的是，无论这些古代著作如何精彩，谈论的却非当代中国。这个空白直到他几年后读到老舍的作品，才得到填补。在勒·克莱齐奥看来，出身满族的老舍，既拥有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神韵，也流淌着普鲁斯特式的忧伤。他与世界文学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一样，面对“我们写作之时已不复存在的世界”满怀惆怅。

“我了解老舍的那种忧伤，因为我也属于正在消失的族群，作为法国裔的毛里求斯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过骄傲的历史，最终却被现代性的浪潮吞没。”对老舍的浓烈兴趣，也促成他后来专程去拜访老舍的夫人和旧址。

演讲当天，北大教授、文学批评家陈晓明也慕名前来。他以台下观众的身份对勒·克莱齐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在语言的意义上，你们有极大的相同，又有极大的相异。莫言和你的语言都有一种自由和任性。但是他的语言是追求快乐的极致，只有一直放纵表达到快乐才会停止。而你的语言是一直在追求痛苦忧伤，直到痛苦到极致你才停止。”

陈晓明的一席话，让勒·克莱齐奥引为知己，兴奋不已。投桃报李，勒·克莱齐奥也谈起了自己对语言的理解。“每一种语言都有一种自己内在的美，都会对人类的文化有自己的贡献。而每一位作家的独特创造又会为他使用的语言提供养料。”在他看来，中国所具有的丰富的语言文化多样性，着实让他羡慕不已。

谈文论道：

作家写作的夫子自道

谈起自己早年的写作，勒·克莱齐奥似乎并不十分满意。“我那时候特别焦虑，很不安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按照他的说法，正是写作帮助他重获安宁，寻觅到新的平衡。如今的勒·克莱齐奥在写作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要写自己，还要为别人写作”。

所谓“为别人写作”，其实颇近似于在中国有着深厚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从个人气质浓厚的实验性写作转向现实主义意味的创作，不仅是勒·克莱齐奥的夫子自道，对莫言来说也是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写作起家，莫言数十年的蜕变有目共睹。如今的他，也更加强调生活经历和个人经验的重要性。

“如何把一部虚构的作品写得真切、感人？首先要求作家必须有足够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个人体验，积累大量的生活细节。”莫言谈起自己曾经在新疆北部农场劳动时的经历，讲到那里蚊虫叮咬的厉害，竟然让小鸟在天上飞着飞着就掉了下来。“这样的细节我怎么都想象不出来，却是老战士们亲眼所见。一旦写进小说，就会非常有说服力。”莫言说。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作家的写作之道也必定是参差有别的。在莫言看来，法国文学自由浪漫的精神内涵，对当代中国文学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勒·克莱齐奥却另辟蹊径，走了一条“与全世界小说家完全不同的实践道路”——他对中国诗歌的偏爱，就仿佛是一条从西方指向东方的冒险之途。

“中国的诗人无论古今大多工于营造意境而非铺陈与描写，这更像是一场凭借想象展开的诗性冒险。”而7年前荣获诺奖时，勒·克莱齐奥的颁奖词正是“集背叛、诗意、冒险和感性迷狂于一身”。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