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部获奖作品《这边风景》。这部您39岁时在新疆开始创作的作品，却于79岁时才出版，按照您自己的说法，“好比是79岁的王蒙看到39岁的王蒙”。

王蒙：20世纪60年代，在我处于逆境的时候，我下决心到边疆去，到农村去，破釜沉舟，重新打造一个更宽阔也更坚实的写作人，打造一个焕然一新的工农化的写作人。按当时的认识，我必须写工农兵，只有写工农兵才有出路。就像我在1963年底坐着火车带着全家从北京到新疆时所吟咏的：“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志弥坚。春光唱彻方无恨，犹有微躯献塞边。”

我到了伊犁州伊宁县，巴彦岱人民公社，与维吾尔族农民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曾担任二大队副大队长。

我很快与农民打成一片，讲维吾尔语，读维吾尔文书籍，背诵维吾尔文毛主席语录与“老三篇”。我住在老农阿卜都热合满·奴尔与黑力其汗·乌斯曼夫妇家。我住的一间小屋，在我到来以后，燕子飞来做了巢，每天我与呢喃的燕子一起生活，农民们从这一点上认定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爱生活，我爱人民，我爱不同的环境与新鲜的经验，我爱雪山与大漠，湖泊与草原，绿洲与戈壁滩。我得到了爱的回报。当地的农民喜欢我。

你可以说我是在特殊处境下做出的不一般的选择，但是我选择了，我做到了，我仍然充满生机，爱恋着边疆的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一切：伊犁河、大湟渠、砍土镘、水磨，还有情歌《黑黑的眼睛》；尤其是各有特色的族群：汉、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锡伯、俄罗斯；还有馕饼、拉条子、哈密瓜与苹果园。我曾经说我在新疆16年，完成着维吾尔语“博士后”的学业。我至今回想起这一切，更要强调说，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困境中，是那里的人民保护了我。

于是有了《这边风景》，我确实书写了大量的有特色的生活细节。劳动、夏收、割草、扬场、赶车……我写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奋斗、挫折、懒汉、积极分子；我写了边疆历史的风风雨雨、恩怨情仇，我写了那里大异其趣的衣食住行婚嫁。讨论作品的时候，有学者说他们看到了西域的清明上河图，有的说边疆生活细节排山倒海。一位维吾尔族女教授说：作家把他的心交给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也就愿意把心交给他。

记者：请谈谈获奖后的感受。

王蒙：此书的得奖最让我感谢的是它将有利于人们关注新疆，了解新疆，热爱新疆，走近新疆。我为新疆的兄弟姐妹们高兴。

这本书的得奖，还让我相信，真正的文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41年前动笔写的书，37年前基本定稿，两年前出版，现在受到了关注。毋庸置疑，写作的年代与当下区别很大，写作时有各种的局限性，可以说当时的写作是戴着镣铐的舞蹈。然而，只要下了苦功，有了刻骨铭心的生活经验，有了血肉相连的感情交融，有了亲近大地的匍匐与谛听，有了对于人民音容笑貌的细腻记忆与欣赏，你写出来的人、生活、情感，就能突破局限、摆脱镣铐、充满真情、充满趣味，成就你所难以预见的阅读的厚味与快乐。

仍然是王蒙写的，仍然热爱，仍然多情，仍然兴致盎然，仍然一片光明，仍然有“青春万岁”的信念，有“新来的年轻人”的眼光与好奇心，有对于生活的缤纷期待，有对于爱情的讴歌，有对于历史和时代的钻研，有对于日子的珍惜与温习。

记者：在您看来，文学评奖与文学是什么关系？

王蒙：茅盾文学奖的获得当然令人高兴。文学奖引人注目，因为它向读者推荐了文学。奖为文学增光，前提是文学能不能给奖增光，能不能给予心灵以抚摸与冲击、营养与激扬。只有文学本身可爱，奖才可爱。离开了作品去研究文学奖，未免可笑与可悲。奖能锦上添花，奖能促进发行，但是奖不能弥补缺陷，奖不能化东施为西施。把功夫放在争取得奖而不是写好作品上，只能说是作者没出息到了极致。（本报记者 饶 翔）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