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1952年2月21日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当代作家，代表作《商州》《浮躁》《废都》《白夜》《秦腔》《古炉》，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进入六十岁以后，贾平凹的“功力”在剧增，他读《山海经》，读《周易》，还有心为以上诸书作注，并自信其注大不同于当前学者的研究，带有秘而不宣的贾氏“心法”的个人特点。他坐在堆满古董的书房的老式条凳上掐指一算，就把一个人的心结轻松解开，让人豁然开朗并佩服得五体投地。据说他还为警方的破案提供过有效援助。但也偶有“失手”的时候，比如去年世界杯期间，他掐算的结果就让好几位朋友“血本无归”。

贾平凹这两年外出参加最多的文化活动，大约便是领奖了。《带灯》先后获“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金奖、第三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等。《古炉》获《当代》长篇小说五年内的五佳奖。《老生》获《当代》长篇小说2014年度五佳奖和年度最佳奖。贾平凹还与铁凝、王蒙、刘心武等获得“荣誉作家”称号。此外，他还获得法兰西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中国版权事业卓越成就者奖等等。这些颁奖仪式，贾平凹基本上都会参加，由于不善即兴发挥，发言前得认认真真准备稿子，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身着西装戴着眼镜认真读稿的儒雅形象，和平日的不修边幅几乎判若两人。有人私下里也说过，这些奖大部分并不能为贾平凹“增色”，反倒是他的“参与”，增加了这些奖项的分量。这话贾平凹未必会赞同，参与这些奖项，不仅是他对奖项的尊重，更是对读者的尊重，往大里说，也是他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对文学本身的尊重。我读过他的几部获奖演说的手稿，短短千把字，也有不少改动，他的认真“敬事”，于此可见一斑。

除了领奖，他还要参加为数不少的作品研讨会。仅复旦大学一家，就先后为《带灯》《老生》召开过研讨会。2013年末，北师大还聘他为首任驻校作家。在“从《废都》到《带灯》——贾平凹创作回顾研讨会”上，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说，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漏掉贾平凹是不可想象的。每一次研讨会，贾平凹都认真倾听，并做着详细的笔记，常常是会议开得太热烈，发言的专家太忘我，近三个小时的时间也不安排休息，他就一直认真听着，中途是不会去洗手间的。

虽然自认口才不行，不会讲普通话，也不大愿意见生人，但贾平凹还是乐意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全国各地的大学邀请做演讲，只要时间允许，他一般不会推辞。难懂的商洛方言并不能阻碍他和热情读者的交流。2013年在复旦大学的那一次，主办方为了避免七年前他的讲座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七点的讲座，六点多才贴出海报。但复旦最大的报告厅中仍然是座无虚席，连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其中还有不少白发苍苍的长者，不但认真听讲，还做着笔记。

去年因为北京三联书店编选三卷本的《贾平凹文论集》，我请教他的次数较平日多，除谈篇目的增删和编辑的体例外，常常也谈到批评家的最新文章。他尊重批评家的工作，将批评也视为一种创作，强调其具有不依附于作家作品的独立价值。他的点评颇为独特，可见文章他不但读了，还读得很认真。

“一辈子没说过硬话，但一辈子也没做过软事。”这是朋友对贾平凹最为恰切的评价。使强用狠不是他的所长，用心读过他作品的读者不难体会到道家生存智慧对他个性和文风的影响。“柔弱胜强”，他是深得个中玄妙的。但他也不是没有锋芒，《带灯》对樱镇之外的“更大世界”的忧心，《老生》一个世纪的叙述之中隐含着的讽喻，是可以见出他的沉痛用心。遗憾的是，这一点恰恰容易为人忽略。

《带灯》出版仅数月后，《老生》已在写作之中。如今《老生》刚刚出版，新的作品已经动笔。说贾平凹的写作已入“化境”，大概并不为过。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在评价《带灯》时说过，好的学问，是朝着“养生”的方向走，而不是朝着“伤身”的方向走，保持学问“上出”的态势十分重要。套用他的话说，贾平凹的写作，庶几近乎庄子《养生主》的“养生”，他的体量和境界，就是在持续不断的高水平的写作中得以扩大和提升。个人的生命因文学的存在而丰富博大，这是极有意味，却也不易企及的境界。

前年在上海，陈思和、王安忆请贾平凹小坐，闲聊文坛风云。王安忆说，宁波的一位作家打来电话，说当代中国有四位了不起的作家，其中贾平凹已是确定无疑的伟大作家，另外三位是否伟大，尚在两可之间。贾平凹并未接话，但那一笑，显然有些羞涩。

那一天谈的话题十分广泛，最后却集中到贾平凹的传记上来，大家觉得贾平凹缺少一部精神传记，纷纷建议他自己写。贾平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目前没有写自传的打算，小说的库存，还要写很多年呢。

（杨辉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西安科技大学副教授）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