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江丽
《红楼梦》描写的传统大家庭生活，的确有虚伪残忍、黑暗悲惨的一面，同时也有光风霁月、和煦明媚的一面。早在1944年，李长之曾在一篇题为《〈水浒传〉与〈红楼梦〉》的演讲稿中说到：“夏天最好读《水浒传》，因为它写得痛快。冬天最好读《红楼梦》，因为它写得温暖。”贾府生活中温暖的一面，需要暂时放下全盘否定的批判性视角，心平气和地去体会。
传统家庭伦理中以孝道为最高准则。《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夫孝，始于事亲。”“事亲”包括侍亲、养亲、顺亲、娱亲、尊亲等诸多方面。孔子曾经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即孝敬父母，不能停留在物质供养的层面，最重要的是要有发自内心的敬爱之意。如果说，庶民阶层的孝道主要需要物质层面的赡养，那么，像贾府这样的贵族之家，孝道更主要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顺亲与娱亲。贾府子弟不肖，导致家业衰落直至被抄家革职、一败涂地，令贾母受惊、祖宗蒙羞，固然是大不孝。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贾府子弟中也有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演绎了孝道伦理中的温情，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之人喜热闹戏文、爱甜烂之食，故意点贾母喜欢的戏文和食品；贾宝玉折了大观园新开的桂花，不敢自己先玩，亲自插瓶、送给祖母和母亲；王夫人嘱咐周瑞家的不要告诉老太太人参已经朽烂的真相，等等，这些都表现了小辈对长辈发自内心的孺慕、体贴之情。当然，贾府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孝敬之举是贾政与熙凤在贾母面前的娱亲行为。
贾政性格迂阔、不苟言笑，可是，作为孝子典范，他却有着老莱子“戏彩娱亲”的心意，书中多次写到他体会贾母心意并努力承欢取乐的场景。元宵节散朝之后，贾政陪贾母猜灯谜，故意乱猜、挨罚；出灯谜给贾母猜，又偷偷让宝玉把谜底告诉贾母，总之，就是要让贾母高兴。又一次元宵节，贾政陪贾母玩击鼓传花的游戏，为了博老母亲一笑，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贾政居然当众讲怕老婆的丈夫给老婆舔脚的笑话，真是用心良苦、难能可贵。
冰雪聪明的王熙凤更是把“戏彩娱亲”的功夫做到了极致。很多人强调凤姐与贾母之间主要是一种利害关系、凤姐对贾母的态度主要是逢迎与利用，显然是过于看重人际关系中的功利性而忽视了情感的价值。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凤姐对贾母都是孝顺的。她时常打起十二分精神，“效戏彩斑衣”（第54回），给老祖宗带来了数不胜数的畅怀欢笑。根据凤姐自己的介绍，逗老祖宗乐，或者是为了饭前增进食欲，或者是为了饭后易于消化。更有甚者，当贾母因贾赦谋娶鸳鸯而盛怒时，正是凤姐出人意表的戏语瞬间化解了大家的尴尬并令贾母回嗔作喜。二知道人曾指出：“锁媪之眉者黛玉也，牵媪之肠者宝玉也，能开媪之笑口者，熙凤一人耳。”（《红楼梦说梦》）凤姐“娱亲”行为的背后，除了过人的口齿与智慧之外，有着对贾母细致入微的关怀与体贴。在贾母去世之后，凤姐“总理”丧事，她左支右绌，劳累委屈到吐血晕厥，是贾母众多儿孙中唯一一个为丧事操碎了心的人。由此亦可证明，凤姐对贾母有真正的孝敬之心在。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说：“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至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愚顽者亦当矜怜。”强调父母对子女应该尽可能一视同仁。贾母的子媳中，贾赦夫妇一个好货好色，一个愚昧贪婪。相比之下，贾政夫妇要正派贤能得多，也要孝顺得多。贾母平日里“不大作兴邢夫人”（71回），或者“不大喜欢贾赦”（107回），也是人之常情。尽管如此，贾母在家政安排上仍然显得理性而智慧，极力维持一种客观平衡，由二房贾政的妻子王夫人和大房贾赦的儿子儿媳贾琏凤姐一起主管家务，而非一房独揽。另一方面，贾母虽然整天与孙儿孙女们吃喝玩乐，自称是“老废物”（39回），事实上，贾府的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大至宝玉的亲事，小至客人如刘姥姥、李婶子、邢岫烟等人的去留，事无巨细，都得请她的示下。贾母不但客观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主观上亦具有强烈的权力意识，关键时刻，她会及时拿出她的身份，体现她的权威。比如，在宝玉挨打事件中，贾母暴怒之下拿出母亲的身份，直逼得贾政赔笑下跪、叩头认罪，不仅从死神手里救回了她心爱的孙子，而且在众人面前有力地维护了她不可侵犯的权威和地位。在鸳鸯事件中，贾母迁怒于王夫人，旋即又笑着让宝玉代自己下跪赔不是，并向薛姨妈称赞王夫人而批评邢夫人。这种喜怒无常、当众褒贬的做法看似率性，未尝不是一种权术，让人又惧又敬。
正是这位智慧而威严、让人又惧又敬的老祖宗，在大难来临的时候充分显示了母性之爱的光辉。锦衣卫抄家之后，贾府上下乱作一团、抱怨叹息，只有年迈的贾母在最初的慌乱过后迅速恢复了理智与常态，祷告天地：“总有阖家罪孽，情愿一人承当，只求饶恕儿孙。”（第106回）在遽然而降的灾难面前，贾母不怨不尤，主动担责。接着，一边井井有条安排家计，一边开箱倒笼，“将做媳妇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救济众人。在财产分配时，尽可能周到公平，不仅是两房儿子名下尽量均衡，连宁府的贾珍、惜春、贾蓉也都一视同仁。因此，评点家们说，贾母所为“实属公允周匝”（洪秋蕃回末评语），“媪之爱，公而溥也”（二知道人）。不仅如此，在大厦将倾的时候，贾母还表现出了一份道家的淡定与超然。当贾政表示要兢兢业业治家奉养老太太到一百岁的时候，贾母说：“你们别打谅我是享得富贵受不得贫穷的人哪。……若说外头好看里头空虚，是我早知道的了。……如今借此正好收敛。”（107回）哥伦比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对两性的历史作用的看法是：“妇女以铁的手腕维持着人类的秩序，而男子们则一味地以种种狂热鲁莽的行动来闯荡世界，推动历史”，所以，在其享誉全球的《百年孤独》中，“妇女总是在男子搞乱了的地方建立秩序”①。在《红楼梦》中，正是贾母，在灾难面前“一人承当”，用伟大的母性之爱呵护无论贤俊顽愚的每一位子孙，独撑大厦。
在阶级分析的框架下，传统家庭中主仆关系里非人性的一面得到了深刻的揭露。如果换一个视角，回到历史场域之中就事论事，主仆关系的复杂内涵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儒家文化提倡“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等，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恕道。在主仆关系中，一方面强调仆对主、下对上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强调主对仆、上对下的怜惜，经典而通俗的说法出自陶渊明笔下：“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陶潜传》）《红楼梦》中，贾母对小演员、小道士、丫鬟们以及小板儿的顾惜、关心，体现的正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仁者情怀。而贾母对贴身丫鬟鸳鸯则不止有上对下的怜惜关爱，更有超越等级身份、肝胆相照的依赖与信任。贾母视鸳鸯为唯一“可靠的人”（第46回），“只听他一个人的话”。贾府上下，也只有鸳鸯“敢驳老太太的回”（第39回）。贾母无条件的信任换来的是鸳鸯以命相随的忠诚，从某种意义上说，鸳鸯殉主的故事是对“士为知己者死”这一经典命题的演绎。
贾母与鸳鸯之间信任与忠诚的关系一目了然。与此相对照，另一对肝胆相照的主仆——熙凤与平儿，却向来被忽略甚至被误解了。在宗法社会，养在深闺的贵族小姐与自幼一起成长的心腹丫鬟之间很容易产生深厚的情感，她们朝夕相处、知己知彼，既是主仆，又是闺中密友。当小姐出嫁、丫鬟陪嫁之后，从某种意义上主仆已结为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阶级分析的视野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她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平等待遇；从人性的角度，则有可能更多地看到她们在既有制度之下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情感关系。平儿是四个陪嫁丫头中唯一一个与凤姐相处融洽而被贾琏“收房”的通房大丫头，因为有变生不测凤姐泼醋的情节，平儿被“贾琏之俗、凤姐之威”“荼毒”的薄命形象遂深入人心。事实上，就像生活中再亲密的亲人、朋友也会有误会一样，凤姐此次迁怒平儿委实是突发情况下误会、羞恼所致，叙述者正是围绕这件事，通过宝钗、袭人以及平儿自己，再三强调凤姐素日里待平儿的好。而这件事的结局，是凤姐人前人后多次不乏诚意的道歉，因此，主仆两人的关系非但没有因此疏远反而更加亲近，至第55回，平儿主动拿这件事打趣，说到忘情处竟“你”“我”相称，凤姐也丝毫不以为忤。正如李纨所说，平儿是凤姐的总钥匙，足见凤姐对平儿信任有加，而平儿对凤姐的忠诚亦不亚于鸳鸯之于贾母，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则处处维护，甚至为了照顾凤姐的感受而主动疏远贾琏；二则借机劝谏，多次说得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第65回）的凤姐心服口服；三则在凤姐身后全力保全巧姐，行救孤之义。可以说，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曾言，平儿待凤姐“有古名臣事君之风”，事实上，这对主仆之间既有类似“君臣”的等级差别，亦有心心相印、知音互赏的知己之情。
《红楼梦》所描写的这些发生在贾府中的故事，至今仍有温暖人心的力量与价值。当代的家庭形式以及人伦关系早已有了颠覆性的改变，但是，传统家庭文化中的某些超制度、超时代的正面质素仍有借鉴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
①（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著，林一安译《番石榴飘香》，第157-158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摘自《光明日报》
